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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聲音”   盼導師

 

新民週刊     2013/10/26        記者|王若翰

 

“一個瓶子可以賣1毛錢,撿三個瓶子就可以買一個饅頭。我那時考慮的就是這些,培志的教育使我懂得,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沒有什麼丟人的。” —— 題記

 

國家助學金申請人數比助學金名額多出一倍,面對難題,瀋陽大學金融管理學院的相關負責人決定,用學生投票的方式,選出班級中最需要幫助的貧困學生,對其發放助學金。在此過程中,申請助學金的學生除了需提供規定的家庭低保證明、單親家庭或軍烈屬證明、縣級以上貧困證明三項任意一種之外,還需要在全班同學面前,做一次家庭情況的介紹。有人戲言,這樣的PK簡直就是“中國窮聲音”。

1719此行為,被部分有意申請助學金,又不願暴露自己家庭貧困現實的學生,稱為“比窮”,有學生面對媒體直言:寧可不要助學金,自尊實在傷不起。

 

公平VS隱私

 

近日,一則名為“瀋陽大學規定:學生申請助學金需公開演講‘比窮’”的新聞,引起了輿論的軒然大波。一些學生表示,“想申請助學金,交貧困證明還不夠,還要在全班同學面前講家裡有多困難,太傷自尊了!”“本來不想讓大家知道家裡困難,可這樣一來全班都知道了。說是為了公平,可讓我們當眾‘揭傷疤’,這對我們公平嗎?

乍看標題,“比窮”一詞似乎分外刺眼,與“炫富”遙相呼應。且因為原新聞中只提到此舉系瀋陽大學“某學院”所為,未說明助學金的具體來源,很多人猜測,此筆助學金可能系某企業所出,而“比窮”不過是為了作秀。

帶著種種問題,《新民週刊》記者電話採訪了瀋陽大學宣傳部,一位元李姓工作人員在電話中坦言,該事件發生在瀋陽大學的金融管理學院,新聞中提到的“助學金”來源,系國家助學金,並非外界猜測的某企業捐助。目前,校方正在對此事進行調查,並將儘快安排相關人員接受採訪。

次日,記者聯繫上金融管理學院黨委副書記周斌,周斌向記者解釋,由於申請助學金的人數比學院分到的助學金名額多出近一倍,出於公正和透明考量,學院有必要保證學生們對於助學金去向的知情權。“需要明確的一點是,所有師生都有權知曉,學院最終將助學金頒發給了哪些同學,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不這樣操作,即使學院把助學金吞掉或發放給一些教師的子女,其他人也不得而知。”周斌表示,申請助學金的學生對此必須做好思想準備,既想拿到助學金,又不願公開自己的資訊,是不現實的。

關於為何一定要讓申請人走到台前公開“比窮”,周斌解釋,大一新生剛剛入學,同學互相之間缺乏瞭解,學校希望通過讓貧困學生向大家介紹家境的方式,將評判權交給大多數的學生,並通過公眾投票的方式,儘量將助學金發放給最需要的人。 “我們的通知上寫得很明白,只是讓申請學生向同學們客觀介紹一下自己的家庭情況,並沒有刻意引導學生去進行帶有煽情性質的‘比窮’,媒體用這樣的字眼博人眼球,對我們不公平。”

據周斌介紹,所謂的家庭情況介紹,只適用于大一新生。到了大二大三,同學之間互相都瞭解了,申請人花錢習慣怎麼樣,吃什麼、穿什麼大家都看在眼裡,助學金該給誰,直接投票就行了,不用再讓申請人自己說家裡有多困難。

面對輿論的不解,周斌表示,學院這一做法可能確實存在欠妥之處,沒有設身處地站在學生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但目前為止,我所知道的其他學校大多也都是採取這樣的做法,我們這樣做了好多屆,之前一直沒有學生反映有何不妥。但現在,我們也在積極尋找取代方案,也向學生徵集意見,希望能找到一個兩全的辦法。”

當記者問及,可否考慮讓貧困學生將自己的家庭情況,用書面的形式交給其輔導員,由學院老師領導評定,只將評定結果公佈,免去貧困學生上臺講述家境困窘的尷尬時,周斌告訴記者:“這樣的做法我們之前考慮過,但僅憑幾個老師的判斷,這樣未免太主觀。而且老師看到的只是一紙書面報告,學生平時在生活中的狀態,只有他身邊的同學最瞭解。”

 

“心窮”何解

 

世界上有三種東西無法掩飾,咳嗽、貧窮和愛,你想掩飾,卻欲蓋彌彰。然而,在一些特有的文化中,即便是由於出身原因造成的貧窮,也同樣讓人羞於面對。因此,儘管現實中真正的貧窮赤裸得如不可止息的咳嗽,亦同樣有人試圖用一層自卑與自尊交織的外衣,與其隔離開來。對於大學裡的年輕人,助學金或許可以為其緩解經濟上的拮据,然而,由於貧窮造成的心理敏感,又該通過何種途徑獲得救助?

2013108日,由旅美臺胞鄭天琴女士創辦的培志教育基金會,在上海舉辦了一次義工見面會。這家機構將部分上海捐助人與目前就讀或工作在上海的受資助學生組織在一起,進行了一次面對面交流。一位參加見面會的劉女士在接受採訪時著重提到:“與印象中很多貧困地區學生自卑、膽怯的形象不同,幾位自願來到見面會,分享自身受資助經歷的學生,給人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自尊自強且又彬彬有禮。”劉女士告訴《新民週刊》,在到場的學生中,有兩位已經在上海找到工作,憑藉自身的能力,過上了有尊嚴的生活,其中一位叫鄭文禮的畢業生,在畢業後的短短三年裡,不僅還清了培志教育基金會所有的助學貸款,還註冊了自己的公司,並以捐款人的身份再次加入“培志”,為一個家在雲南元陽的孩子提供資助。

記者聯繫到了劉女士提到的鄭文禮,來自四川鹽源的鄭文禮目前已大專畢業3年,並在上海經營起一家屬於自己的保健食品公司。“我從高一開始,接受培志的資助,每年獲得1600元資助款。救助款每年分兩次,在學期開學時寄給我們,每次800元。培志教育基金會對初中、高中提供無償資助,不需被資助人償還,但對大學生提供的是助學貸款,需要我們在畢業後,進行無利息的本金償還。”鄭文禮告訴記者,由於自己大學上的是一所專科學校,所以國家助學貸款申請成功率很低。“老師們也擔心我們畢業後就業情況不好,還不出錢。我當時沒有申請到國家助學貸款,只能通過培志教育基金會的資助,每年領取3000元的培志助學貸款。”

鄭文禮坦言,對於一個從四川大涼山區走出的貧困生來說,培志教育基金會給予他的最大幫助並不是錢,而是在過去每年一次的夏令營中,與基金會創辦人及各位義工們面對面接受的人生輔導。“你可能很難以想像,我們這種從小家庭貧困的孩子,心理上有多自卑。培志在夏令營中關於快樂人生的教育,讓我們可以以正確的心態坦然面對貧窮,我們明白了出身的貧窮無法選擇,但我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生活。”

鄭文禮告訴記者,培志的心靈輔導作用,尤其體現在自己走入大學之後。“以前在老家,大家都是大山裡的孩子,家境都差不了多少。但上了大學就不一樣了,我在江西南昌讀大學,班裡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家庭背景天差地別。在沒有申請到助學貸款之前,我交不起學費,學校不肯發教科書給我,老師、校領導天天催著我交錢。我那時想得最多的就是趕緊想辦法把學費交上,你說是被人知道我申請助學金更沒面子,還是讓同學們每天看到你被老師催繳學費更沒面子?”

據鄭文禮講述,為了解決大學的生活費,他曾經做過家教甚至撿過瓶子。“一個瓶子可以賣1毛錢,撿三個瓶子就可以買一個饅頭。我那時考慮的就是這些,培志的教育使我懂得,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沒有什麼丟人的。”

因為在大學中學習醫藥專業,大三實習時,鄭文禮找了一份保健品行銷的工作。“我那時很努力,業績也很好,培志三年的助學貸款,我畢業後一年多就全還上了。第一次拿到工資負擔自己的生活開銷,不用再向別人伸手要資助,那樣的感覺真的很好。”

 

精神給予

 

除鄭文禮外,另外兩名接受《新民週刊》採訪的培志受資助人馬正華、李光輝,也向記者提到了培志教育基金會給予他們的心靈教育。“父母、老師沒有告訴我們的道理,我們都從培志的鄭阿姨(創始人鄭天琴)那裡獲得了。夏令營中,來自中國及美國的義工們,教我們說普通話、提高英文水準,因為我們這些從小生活在貧困地區的孩子,普通話水準普遍很差,小時候很多老師都不會講普通話,更不用說英語了。如果沒有培志的幫助,我們很難在高中畢業進入大學後,快速融入到大城市中。”

談到培志教育基金會,馬正華向記者感歎:“對於我來說,培志就像我們的父母,至今我還記得,高中第一次參加培志夏令營時,鄭阿姨糾正我吃飯時嘴巴發出響聲的壞毛病,告訴我吃飯的禮儀,不要嘴裡邊嚼食物邊講話。像我這樣的農村孩子,這些事情以前根本沒人告訴我。”李光輝告訴記者,除了經濟資助和夏令營外,每年入冬時,培志教育基金會還會給接受資助的學生們寄來圍巾、手套等禦寒用品。“收到這些東西時,我感覺自己有人關心有人牽掛,這份溫暖是錢買不到的。”

這家教育基金會雲南辦公室負責人熊光梅向《新民週刊》介紹,在受資助對象的選擇上,基金會主要針對國家級貧困縣,以雲南為例,很多義工是專程從美國趕來,自費到雲南的洱源縣、漾濞縣、元陽縣等地進行實地探訪,並與當地學校建立長期合作,由學校將家庭貧困且品學兼優的學生資料推薦給基金會,基金會會根據學校提供的資料,派義工深入到學生家中考察,確認其情況屬實。家住雲南省元陽縣的受資助學生李光輝在進入大學之後,就曾利用寒假時間,擔任起培志義工的工作,來到同在雲南省的紅河縣,利用三天時間,完成了對當地11位申請學生的家訪工作。

李光輝告訴記者,那次考察中,一位學生的家庭曾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我本身就是貧困家庭出身,而那一個孩子的家庭,比我們家還要貧困。一進屋子,連一把椅子都沒有,很多基本的生活用品,在他們家裡都看不到。孩子的媽媽一定要留我們吃飯,並且拿出家裡僅有的一塊臘肉招待我們,那塊臘肉是預計要吃一年的。吃飯時,我們都不敢去夾肉吃,飯後,我把口袋裡帶的50塊錢留給他們,他們不要,我最後只能把錢丟在床上就跑了。”李光輝表示,在培志大家庭中,他不僅受到了經濟上的資助,還學會了給予和回報,如果畢業後經濟條件允許,他會以捐款人的身份,重新回到培志大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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